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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笑俨然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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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收入差距的历史考察:交易效率视角  

2011-07-25 13:15:58|  分类: 我的日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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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从交易效率视角考察的城乡差距是一个可取的理论尝试,它能为不同体制、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城乡差距提供一个较为统一的解释。中国的情形具有特殊性,但只表现为特殊的交易效率结构对城乡差距影响的必然结果。从这一视角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城乡差距可发现,中国的城乡差距不同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内生性城乡差距,更多地表现为人为的、外生性城乡差距。解决的办法在于取消不利于经济体交易效率提高的政策措施,厉行有利于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改革。   [关键词]: 中国的城乡差距  交易效率  城乡二元结构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城乡差距已引起很多经济学家关注(如赵人伟,李实,1997;李实,2002;Ding, 2002; 蔡昉,杨涛2000等),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城乡差距并没有随着而缩小,相反却出现了不断扩大、日益尖锐的趋势。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分配课题组》的长期跟踪发现,中国的货币性城乡差距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不断拉大趋势,从当时的1.8上升到现在的3.1。如果再考虑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非货币性因素,中国的城乡差距可称之为世界之最(李实,岳希明,2004)。  城乡差距何以形成?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 这表明,劳动分工程度的差别是导致农业和制造业生产力差别的重要原因。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 1954)、兰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 1961)、乔根森(Jorgenson, 1961)、瑞(Ray, 1998)等认为,农业部门使用的是劳动密集型、工具简单的生产方式,非农业部门使用的是资本密集型和复杂工具;农业部门以家庭作为组织生产的模式,总产出按家庭成员分配,非农业部门以作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总产出按工资和利润来分配,正是这些特征和差别造成了城乡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  库兹涅茨(Kuznets, 1955)和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65)的研究均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现象,一开始趋于扩大,但随着发展,将进一步缩小,二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杨小凯(1993,2000,2003)、Yang and Rice(1994)等研究也表明,城乡差距起因于城市和乡村产业的劳动分工差别,而这种劳动分工的差别则受制于不同的交易效率。人们居住分散,与城市距离远,所以农村的交易效率低,而城市人们居住近,相互间距离近,因而交易效率高,这种不同的交易效率差别将导致城乡差距自然出现,但随着交易效率不断提高,这种差别就会自然消失。   本文认为,从交易效率视角分析经济发展和城乡差距是一个可取的理论尝试。第一,它能够综合考察各国的、地理、区位、通信、基础设施等交易效率硬条件对城乡差距的影响,也能考察制度、社会诚信、开放程度、人文传统、制度改革等交易效率软条件对城乡差别的影响,为研究不同体制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第二,在交易效率框架内, 不同经济体制的差别和经济发展差别就是它们交易效率软条件或硬条件的差别,这样,就为我们如何消除城乡差距和二元结构,选择怎样的改革政策和目标路径提供了十分清楚的政策建议。  下文将从这一框架出发,先论述我国交易效率结构的特殊性,接着以此为工具考察 1949年以来我国交易效率的差别与城乡差距的关系,以证明这一框架在分析中国情形时的适用性,并试图给消除我国的城乡差距以政策启示。  二、交易效率结构与中国情形的特殊性  按交易效率分析框架,交易效率既可由交通、通信技术改进、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地理区位好坏等硬条件引起,也可由法律制度、产权制度、社会诚信、经济开放和制度改革等交易效率软条件引起,前者主要受制于自然、技术条件,后者则主要受制于人为的制度条件。见图1所示。有什么样的交易效率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计划经济体经济发展慢、市场经济体经济发展快,其本质并不在于经济发展内在机制之不同,而恰恰在于各自的制度、经济制度综合而成的总合交易效率存在差别。见图2所示。  从这一基本点出发可发现,中国的城乡差距具有一定特殊性性,与中国当时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息息相关,而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带来的结果是中国当时特殊的交易效率结构,这种特殊的交易效率结构必然影响经济体的生产活动、交易活动和整个社会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水平,从而也就影响中国的城乡差距。  在市场经济国家,由于经济体或公民拥有选择自己活动行业、领域和地理区位的自由,因此,交易效率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交易效率硬条件——主要是交通道路、交通工具、地理区位等——对人们经济活动限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交通条件改善,人们在商业化程度、劳动分工程度和生产力上的差别将趋于消亡。比如革命前,美国的主要交通工具主要是马车。由于马车能耗量大,运载量有限,所以人们的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地理范围之内。美国东部由于河流密布、交通条件好,因而比较发达,内部劳动分工细密,商业化程度高,而西部则河流稀少,道路状况恶劣,从而显得十分落后。当时美国的城乡差距主要表现为东、西差距。随着蒸汽机的发明以及在运输行业的广泛应用,人们进行远距离运输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蒸汽火车运量大,平均运价低,使人们可以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进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因而其东、西差距大大缩小。Mohammed and Williamson(2004)也发现,1869-1950年英国的运输效率提高与运费率下降之间呈负相关关系。North(1981)则发现了1750-1913年北美和西欧的经济发展与海洋运费率下降之间负相关关系的经验证据。海洋运费的下降,扩大了西方世界的原料供应范围,允许他们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这无疑将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发展。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活动更主要地受交易效率硬条件的限制,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这些交易效率硬条件将会改进,城乡差距也会趋于消失。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城乡差距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生性差距。  相反,在中国,对经济活动的限制则不仅来自交易效率硬条件,而且也来自于交易效率软条件。原因在于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奉行闭关锁国、自高自大、固步自封的内外政策,加之1840年以来西方的掠夺、频繁的国内外战事等致使中国的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交通工具、交易效率硬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方。更为甚者,几千年来,中国一直实行重农抑商和封建统治,企业没有区位选择自由,人民较少拥有职业选择和迁徙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了对付西方列强制裁,又在很长时间内实行国家主导的“重工业化”发展战略,实施强制性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人为拉大工农产品“剪刀差”,强制性地为工业化发展进行资金积累。在劳动就业制度上,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迁移,阻止人们自由择业和选择居住地等。这些人为的制度安排,加大了人们和企业自由进行经济选择的成本,降低了经济体的交易效率,也限制了经济中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导致了生产效率的极大损失和城市化的滞后。有人估计,仅1978年以来的城市化滞后带来的就业损失就达7500万,GDP损失为10.4%,约8000-9000亿元(Chang, 2002)。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城乡差距具有外生性、人为性。由于中国情形的特殊性,因此中国城乡差距与交易效率关系的表现也就不同于西方。这可分别从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两种情形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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